人類自從20萬年在東非地區(qū)誕生以來，一直過著狩獵采集生活。大約1萬年前，在中東的兩河流域，非洲的尼羅河兩岸，亞洲的黃河、長江流域，部分人開始嘗試種植農作物，并把一些野生動物馴化成牲畜。人類從此開始有了農業(yè)和畜牧業(yè)，并建立了城市。

　　大約5000年前，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和尼羅河邊的埃及人幾乎同時創(chuàng)立了文字，稍晚一些，長江黃河流域的中國人也創(chuàng)立了文字。目前世界上在用的所有文字都可從這三種文字找到源頭(美洲的瑪雅文字也是獨立起源的，但由于地理隔絕，沒有對現存文字造成影響。另外，印度文字是否獨立起源尚有爭議)。

　　文字起源于圖畫，這是學術界公認的觀點，最早的文字幾乎都是象形文字。但令人費解的是，圖畫要求生動形象，講究栩栩如生，追求的是“美”。而文字要求清楚明了，講究簡明易懂，追求的是“明”?？梢哉f，文字的要求與圖畫的要求相去甚遠。

　　這是指一般意義上的圖畫，然而，有一種特殊的圖畫，其繪制并不要求栩栩如生，而是要求清楚明了，易學易懂，這就是地圖。顯然，繪制地圖的要求與創(chuàng)立文字的要求是相通的。

　　所以，很有可能，是繪制地圖給初民以創(chuàng)立文字的啟發(fā)。當他們在地圖上以某個符號表達一個意義時，他們可能會想：為什么不在別的地方也用這個符號表示這個意義呢?當他們嘗試用一個符號表示一個意義，并被一些人約定俗成地用于交流，就成了文字。

　　那么，在文字創(chuàng)立以前，初民們會繪制地圖嗎?

　　我們真的不知道3萬年前的歐洲克羅馬農人是否知道繪制地圖，但人類學家知道，現存世界上的很多處于狩獵采集階段的人類，盡管沒有文字，卻是繪制地圖的高手。

　　美國人類學家約徹爾博士二十世紀初在北部西伯利亞旅行，他請了一位當地瑜卡爾族的向導。大概這位向導也有些地方未曾去過，就請當地另外一位見多識廣的老人給他畫了一幅畫，這幅畫就是一幅地圖。

　　地圖刻在一塊樺樹皮上，畫著一條河流，這條河還有一條支流;兩河匯合處稍稍向上的位置畫著幾條短線表示魚閘。

　　距離兩河匯合處不遠的河邊畫著一個平行于河岸的矩形和垂直于河岸的雙十字，這表示一座墳墓，埋著死于這路上的行人。

　　主河邊還用三個錐形圖案表示三個帳篷，但這只是暫住過的地方，因為更上有兩只船和四只劃子連成一線表示前進。

　　這兩個遷徙的人家有一個又在支流里出現，有兩只船和兩只劃子。這表示那個帳篷里頭的人屬于兩個家族，雖然他們共住一個帳篷。

　　如果那些表示墳墓、帳篷、劃子的符號固定下來，用于人們之間的交流，就是文字了。假如這個民族繼續(xù)與世隔絕，若干年后，他們很有可能創(chuàng)立自己的文字。從這幅地圖看，他們的文字已經呼之欲出了。

　　有人一定會心存疑問：現代人繪制地圖需要精密的儀器，石器時代的初民們怎樣確立方位，測量距離呢?

　　不要小看了人類的大腦。當計算器普及時，人們的心算能力普遍下降。沒有手持GPS時，我踏勘選線走過的地方在頭腦中記得清清楚楚，有了手持GPS，定位導航全靠它，好些地方走過多遍，竟然毫無印象。

　　十九世紀，很多人類學家和探險家在探訪一些狩獵采集部落時，對他們敘述地理和繪制地圖的能力表示驚嘆不已。

　　一位名叫霍爾姆的船長在1883年到1885年建繪制了一幅從北緯66度到68.5度的東格陵蘭海岸圖。那時候他并沒有親自探訪過那些地方，畫地圖完全以當地人的敘說和圖畫為根據。

　　1899年到1900年，另外一名叫阿姆魯德的船長到了那個地方，他說：“那個地圖十之八九與實際相符，令人驚異……有幾處地方和幾個島嶼的位置定得非常正確，他們所在的緯度與地圖上畫的完全相同，或相距極近。”

　　格陵蘭人自己也在木頭上刻畫地圖，不僅繪制重要地物和界限，還表示出地形起伏。當他們從西方人那些得到了紙張時，他們也在紙張上繪制地圖，盡管他們不會讀寫任何文字。

　　有一位名叫霍爾的船長曾經印刷過一張地圖，是一個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愛斯基摩人根據他的一千一百英里的旅程繪制的。有人拿來和這個區(qū)域的海軍部地圖比較，說：“其后數年中我見過許多旅行者畫的路程圖，那個時候科學的探測比現在幼稚得多，我可以有把握地說，無論是白人或者有色人種，是文明人或者野蠻人，在亞洲或非洲或澳洲，我不知道有哪個旅行家不帶著測量器械，純靠本人的目光和記憶，可以畫出廣大而又正確之地圖能與此圖相比者。”

　　美國人類學家斯塔克教授曾說，東北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也表現出同樣的地理天才。他們能牢記各處山川地勢，政府派遣的測量人員常利用他們的本領。“印第安人在樺樹皮上用尖刀或碳條或鉛筆畫圖，畫出一處處湖泊、河流，河流間的路運道的大小遠近，揮寫自如，確有把握”，其他地勢一概忽略，因為他們打獵或旅行都只用水道，其他地形地物對他們沒有用處。

　　為什么從事狩獵采集的人類表現出地理方面的天才呢?這是因為生存的需要。一般人以為，石器時代，人們的科學知識非常貧乏，這其實是誤解，至少在三個方面他們比現代城市居民強得多。

　　一是對周圍環(huán)境中的植物，初民們了解得非常清楚，各種植物叫什么名字，什么時候開花，什么時候結果，哪些可食用，哪些可藥用，哪些有毒，哪些發(fā)苦，從孩童到老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二是動物習性，從微小的昆蟲到兇猛的野獸，都掌握;第三是地理環(huán)境。

　　人們常聽說偏僻小山村的老人一生足不出戶，會以為石器時代的人也是這樣。恰恰相反，石器時代的人類，其活動范圍之廣，超過現代許多人。

　　在沒有弓箭和刀槍的時代，僅用石器和棍棒，要想狩獵大型動物如鹿、牛、羊是很困難的。在開闊的草原地帶，初民們常常采用多人合圍或將野獸趕下懸崖的辦法。

　　在森林環(huán)境中，初民們常常采用跟蹤的辦法，獵人咬定某個大型食草類野獸，如一頭羚羊或梅花鹿，根據其逃跑時留下的痕跡，不停地跟蹤它，讓它沒有時間休息和進食，精神一直處于緊張狀態(tài)，一直到崩潰倒斃。跟蹤一頭羚羊，常常需要十多天甚至幾十天，行走幾十甚至幾百公里，沿途的山川地勢，羚羊的蛛絲馬跡，都要仔細辨別和牢記。

　　一個石器時代的獵人，一生行走過幾千公里，是很正常的。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對地理環(huán)境的記憶得到了極大的鍛煉，對方位、距離的敏感性也得到了加強。夏威夷有一個從遠古傳唱下來的故事，其中故事的成分很少，大部分竟是一位青年旅行家所見的地名表。把地名像史詩一樣傳唱，可見地理在遠古先民們心中的分量。

　　文明就這樣在繪畫與繪圖中醞釀著。直到有一天，文字率先在兩河流域和尼羅河流域，隨后是長江黃河流域破土而出。蘇美爾、亞述和巴比倫的文字都是純粹的象形文字，而埃及人更高明一些，他們的文字演化出了字母(只有輔音，沒有元音)，他們在用字母拼寫一個單詞后，又在旁邊畫一個象形符號。

　　后來，菲尼基人學到了這套文字，干脆拋棄了象形符號，只留下字母，還是沒有元音。希臘人把這套字母學過來，發(fā)現有幾個發(fā)音是希臘語里沒有的，就把這幾個字母當作元音來拼，這就是世界上第一套完整的字母表，也是世界上所有字母表的始祖。

　　漢字則走過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它沒有采用拼音字母，而是利用諧音、象形、聯想等手法，創(chuàng)立漢字，再由漢字組詞。例如，“城”容易用圖畫表述，可“誠”不能用圖畫表示。那就先畫一個“城”的形象，旁邊加一個表示說話的圖像，意思是說，說話與行動一致謂之“誠”。后來，因為“城”為土筑，故在城的圖畫旁邊加“土”，以示與其他cheng相區(qū)別。

　　拼音文字容易學習和普及，漢字也有優(yōu)點。拼音文字的拼寫隨發(fā)音的變化而變化，而漢字不是。發(fā)音是很容易變的，地理的阻隔，時間的流逝，都導致發(fā)音變化，從而拼寫也變化，所以歐洲人是很難讀懂古希臘圣賢原著的，就是讀莎士比亞原著都已經很難了。

　　而漢字不一樣，“有朋自遠方來，不宜悅乎?”是孔子的名言，孔子當初是用什么樣的發(fā)音說出來的，無關緊要。可這幾個漢字的意義，千百年都一樣!所以，余秋雨說：“我們讀2000年前先人的著作，如同讀遠方朋友寫來的書信”。

　　中國北方人與廣東人語言交流很困難，廣東人辦的報紙卻是全中國發(fā)行量最大的。只要不是文盲，都能讀懂。這就是漢字的功勞，它對保持文化的傳承延續(xù)，國家的統(tǒng)一，都起了很大作用。

　　正因為有了文字，文明積累、傳承和傳播的效率大大提高，文明的進程就大大加快了。社會也就大變樣了。

　　在文明的進程中，為文字的創(chuàng)立立下過汗馬功勞的地圖也在迅速進步。最早的地圖上面一定是沒有文字的，因為那時候文字還沒有出現。有了文字，地圖上就開始標注文字，如地名、高程和坐標等。再后來，地圖又演化成電子地圖，再演化成地理信息系統(tǒng)(GIS)，這GIS里面信息海量，有大量的圖，也有大量的文字，我們已經無法簡單地說，GIS是圖還是文字。

　　(注：文中有關狩獵采集人群繪制地圖的材料取自美國著名人類學家羅伯特·路威著《文明與野蠻》，翻譯呂叔湘，三聯書店出版社出版，1984年2月)